那里可以賣腎?網友：別想了，到時候你哭都來不及!

湖南人胡杰和東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個腎，他們的腎在正規醫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腎臟的過程中，他們遭到過相似的誘惑、恐嚇和拘禁。

他們遭遇的是橫跨幾乎整個中國的器官販賣網絡，地下中介、黑勢力、正規醫院與醫護人員參與其中，各司其職又高效運作。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們迅速消失，而相關醫院回應：這是護士的個人行為。

筷子長的針管將液體注入體內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覺。幾個小時后，身體左側的劇痛讓他醒來，他意識到，那顆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腎，已經不在那里了。

類似的情形也曾發生在東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騙到了手術臺上，幾個小時的昏迷之后，一顆腎臟沒了。

他們的腎臟都是在正規醫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體身上。在被摘掉腎臟之前，兩個年輕打工仔遭遇過相似的誘惑、恐嚇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腎臟的過程中，地下中介、黑勢力、正規醫院與醫護人員分處這條盜腎鏈條的各個節點，各司其職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著成熟高效的運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國隱秘而一直活躍的地下非法器官買賣網絡。

山東德州——賣腎中轉營

在山西臨汾長良醫院進行的手術耗時三個多小時，醒來后的胡杰已經無法言語。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覺得冷。2011年1月6日，身邊沒有親人和朋友，絕望中胡杰覺得自己要完了。他說，我不行了。

作為一個有著7年電焊經驗、日入百元的廣東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還算平穩。他談過女朋友，喜歡看NBA和其他體育節目。在同為廣東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萬五，他們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變化發生在去年10月。平時喜歡賭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賭局后，高利貸賭債已經積累到兩萬多。還債心切的他偶然在網上循著“賣腎”或“腎源”之類的詞匯搜索，小心聯系網絡上隱現的多個中介。

沒有人幫助他識別這些信息。回顧當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頭后悔異常：“賣腎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還債之后我還可以學駕駛。”去年10月末，他自認為像找到一個網友一樣，在網上找到了靠譜的中介，前往山東德州，稱為“劉哥”和“杰哥”的器官販子們來火車站接他。

火車站同樣是沈云的傷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從東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車站，一名男子號稱能幫他介紹工作，但必須進行細致的“體檢”。在南昌一家著名的醫院內“體檢”后，一顆腎臟沒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腎臟的沈云的父親和姑姑已經出現在南昌那家醫院的辦公室里。家人們憤怒地追問醫院切除腎臟的合法性。

還債心切的胡杰完全預料不到他將遭遇什么，那是一張橫跨山東、山西、湖南的盜腎網絡，作為腎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個起點。在德州郊區的一個村子中，胡杰與十幾個等待賣腎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體檢。當時的胡杰是幸運的，兩次體檢他因膽紅素偏高而沒有通過，因此無法賣腎。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賣腎者被統一看管，不得離開視線。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個辦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個口子，借口補衣服逃離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劉哥”們每天打他電話，在QQ上給他留言，催他趕到山西臨汾，聲稱已經有了買家。

事后證明，器官販子們此時已在山西為胡杰找到了一個匹配的受體。到了年底，胡杰終于經不住“劉哥”每天的催促，決定前往山西——這是他還債的惟一辦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醫院參與體檢

沈云在失去了一顆腎臟后相當絕望。對于沈云切除腎臟之前發生的脅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確定的來自他為數不多的自述：身份證、手機、錢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則愿意對外界講述他的遭遇，他承認自己知道買賣器官違法，但抵擋不住的誘惑仍然源源而來：對身體并無大礙，還可以得到4萬塊錢。帶著這些來自黑中介的美妙許諾，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臨汾火車站，一個叫王海強的供體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體中介王海強與受體中介小盧(音)見面后，便安排腎源“供體”與“受體”之間的會見。會見在一輛車內進行，胡杰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后排是受體和受體的妻子、姐姐。

“受體是一個高大的年輕人，就看了我一會，也沒有說什么”，胡杰當時沒有感覺到命運已不在自己手中，實際上他已經是一個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來中介和他們互相談”。

隨后兩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發，身強體壯的中介王海強也亦步亦趨跟著胡杰防止他逃離。在兩位中介的“看護”之下，胡杰在臨汾市人民醫院做了血常規、尿常規和腎功能等常規檢查。

常規檢查之后，臨汾市長良醫院隨即接手。兩個代表長良醫院的中介把胡杰帶到河南鄭州，分別在鄭州武警總醫院和鄭州三院，檢查腎血管造影和淋巴毒配對、血液配型。結果在當天迅速拿到。在回臨汾的路上，胡杰聽到中介們用專業術語說：供受體配型配到4個點，屬于百萬里挑一——這將是一個近乎完美的配型。

從鄭州回來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著覺，他甚至有些希望檢查沒有通過。在臨汾的幾天里，一直在旅館房間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強，總是摸著自己身體左側的手術傷疤叫疼。

王海強本人也賣了一顆腎臟，為了向胡杰證明賣腎對身體沒有傷害，他與胡杰扳手腕時贏了。胡杰有時候表現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著要胡杰賠償所有的體檢費用。

第二天，一個叫做秋哥的東北人出現在胡杰的旅館房間，一邊叫罵，一邊從胡杰手上搶過了手機、身份證、銀行卡和行李。“別想走出臨汾，只有做了手術才能拿回你的東西!”

臨汾長良醫院——腎沒了

所有的檢查都做完了，到下決心的時候了。中介們把胡杰帶到臨汾長良醫院三樓病房，跟受體面談。胡杰說不出什么成句的話，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體，那個高大的、因為索求腎源曾被騙過幾十萬元的山西年輕人，開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體檢也就花了一萬多塊，我出得起。要是用你這個腎，我一共得花三十多萬呢。”

器官販子們一擁而上，當面給胡杰放下狠話，如果不做手術就“賠錢”，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們將胡杰帶到臨汾一個叫“天都水療”二樓的一個房間里。中介們和主刀的醫生聚滿了一個房間，這時候一個穿紅色羽絨服的黑中介強令胡杰面對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懼，小半是順從，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帶到長良醫院的三層。手術前的一段時間，他獨自找機會跑下樓梯，發現醫院的玻璃門已經鎖了，兩個門衛一男一女看著，紅色羽絨服跑出來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從醫院樓宇的小門跑出來，迎面撞到兩個器官販子守在那里。紅色羽絨服再次追出來。

剛剛被拉入三樓手術室門里，一名叫曲賢的護士和麻醉師迅速脫去了胡杰的衣褲，只剩下內褲時胡杰抗拒地躲到一邊。兩個守住門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術臺，一大一小兩個針管的麻醉劑分別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兩分鐘，胡杰失去了知覺。

主刀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周圍的人都稱他為“教授”，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點記憶。

坐在記者面前回顧這段經歷時，胡杰承認自己恐懼之下的反抗不夠堅定，但當時摘腎“絕非自愿”。他很后悔當初沒有拼死抵抗。他的腎被切除后，沒有任何痕跡，沒有病歷和法律規定的近親捐贈和知情同意書。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徹底的醫學侵犯。他清晰地記得手術前，那顆腎臟的“受體”問醫院的護士長曲賢是否簽協議，曲賢回答說：我們醫院做了很多例，從來不簽協議。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醫院里，當他的父親看到他在手術同意書上的簽字后，徹底蒙了。循著相關規定和法律，家長多次反問醫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親為此專門查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其中第十條為：活體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體器官捐贈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或者有證據證明與活體器官捐贈人存在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系的人員。而《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場應用管理暫行規定》第二十三條規定：醫療機構每例次人體移植前，需說明人體器官來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從主刀醫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雙方的身份證原件、戶口本原件、雙方戶口所在派出所戶籍證明、供體和受體的親屬關系證明、自愿捐贈同意書等材料，全部是偽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體。在南昌的一家醫院中，他們見到了那個接受了沈云的腎的陌生男人，沉沉地臥在病床上。家屬告訴沈家，他們買腎的價格，遠遠超出沈云所得的4萬元。

醫院的回應——“護士的個人行為”

手術過后兩周，胡杰回到廣州番禺，他發現自己的虛弱遠遠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體重降到了102斤，渾身乏力走路困難，疼痛之下總要弓著身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下床。大便帶血，小便時腰部更疼。說話大聲一點，傷口連帶著整個胸腔一起疼痛。

春節之后他嘗試聯系長良醫院請求治療，但醫院不予理會。他再次想到了網絡，決定公開自己的遭遇，將自身的經歷投擲網絡。洶涌輿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點多，臨汾長良醫院那個叫曲賢的護士長給胡杰的戶頭上匯了25000元。下午3點，這位護士長給胡杰發了一條讓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遞向臨汾市衛生局和長良醫院表態：

“我供腎是經一山東中介介紹，開始安排到山西臨汾長良醫院做手術，去了后醫院說不能做這種手術。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醫院做了。在網上發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買賣腎源一事，為了不暴露真實的手術醫院就用了沒做手術的長良醫院。后來有人向我調查我也是這么說的。現得知長良醫院因此受到很嚴重處理，心里很不是滋味，連累無辜的人員受害深感抱歉，特此聲明。胡杰。”

賣腎事件公開后，廣東省的衛生監察部門主動為胡杰查體，確認了他的左腎已被取走。山西省衛生廳和臨汾市衛生局先后介入調查，目前已知，長良醫院被罰款三千元并停業整頓，曲賢被羈押，而醫院院長陳新安、麻醉師和主刀醫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獲知，器官中介們已被警方鎖定但尚未歸案。

按照山西省衛生廳的說法，去年10月兩個“受體”舉報長良醫院非法進行器官移植，但調查未發現相關檔案或者病歷。此番胡杰案發后，已知長良醫院并不具備進行人體器官移植的資質，但護士長本人具有行醫資質。醫院再次試圖撇清責任，向調查的衛生部門出了一個蓋有公章的文書，聲明此番盜腎“是護士長個人行為”。

喜歡粵語老歌的胡杰將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掛在自己QQ簽名檔上，他決定維權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臨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偵查的重點，放在了器官中介們身上。

在仔細研讀法條之后，沈云的家人卻發現，類似器官被盜的案例，司法追究從未降臨到醫院和醫生的頭上。他們決定向醫院討個公道。在與醫院談判之后，他們向江西省衛生廳舉報，要求追究醫院的責任。

醫院最終選擇用合約的方式來化解危機。醫方與沈云的家人簽署協議：同意支付一部分錢，但條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開維權。

胡杰卻沒有得到來自醫院方面的任何說法，臨汾長良醫院在他向山西警方報案后的表現，與手術期間一樣冰冷。在腎臟被摘除后的第4天，醫生就拔掉了導尿管。在長良醫院病房的那幾天，他疼得無法忍受，上廁所10米遠的路需要走10分鐘。他的嘴唇干得開裂，但沒有一個護士給他倒杯水喝。

中介們在他昏迷的時候歸還了他的手機、銀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長良醫院病房的床頭。他打開手機，看到銀行的入賬短信。中介們沒有如約給他打4萬塊，只是給了2萬7千塊錢。自己的腎，連同它的價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術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請出”醫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手術后第10天拆線;手術后第12天，他買了一張火車票，回到了打工地廣州。而今15厘米長的傷口連同粗壯的縫合痕跡，像蜈蚣一樣盤踞在他腰間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親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辦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頭痛哭。

手術之后，胡杰再也聯系不上自己腎臟的受體——那個年輕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經誘騙、威脅和拘禁過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給他的回應是：“器官販子們都逃了，案子還在查”。他要找個說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經失去的腎臟一樣難尋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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