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4月8日文章，原題：西方能否跳出戰爭怪圈，與中國和其他國家一起為全球和平努力？戰爭被強國提上議程時，麻煩就來了。是時候問一個問題：和平締造者究竟在哪里？最近的一個范例是，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重啟外交。中國完成了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壯舉，讓兩個長期敵對和不信任的地區強國達成協議，而這一成就是在北京為結束俄烏沖突而制定12點計劃后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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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的努力遭到很多歐美外交人士的敵意和懷疑。英國《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將中國的努力稱為“交易性外交，包含著真正的危險”。雖然和平斡旋對斡旋方有利，但籠統的批評和錯誤描述對全球外交無益，尤其是考慮到西方自身的失敗記錄，以及當前對新的外交角色和渠道的需求。

隨著戰爭的鼓聲越來越響，恐懼制造者的膽子越來越大，締造和平的事業發生了什么？它已經被非常真實的戰爭產業所淹沒。全球大多數可能造成大規模損害的行業都受到嚴格審查和監管。然而，標榜為“國防工業”的戰爭產業，卻一直在公眾監督之外運行。它潛伏在一個模糊地帶，因為它已經與國家融合，尤其是美國這樣的國家，擁有廣泛的軍工復合體。因此，它不僅沒有被視為對我們社會的威脅，甚至還受到許多人的稱贊。這是一個隱藏在“絕密”盾牌后面的特權企業。它還巧妙地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以促進其商業利益。簡而言之，戰爭產業的利益相關者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全球力量，世界逐漸成為人質。這是一場全球性危機，是時候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全球和平事業了。

這場危機凸顯了一個緊迫的現實：美國和西方越來越無法通過外交手段實現和平。有人認為，西方被利益所俘虜，因此對和平沒有興趣。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出售軍火和持續戰爭的前景是經濟運行的主要貢獻者（“9·11”之后，美國在戰爭上花費了8萬億美元）。

西方在利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上屢屢失敗。相反，西方經常利用自封的“全球警察”角色，通過支配其他國家來促進自己的經濟利益。冷戰結束后，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西方外交方式的斷層變得明顯起來。西方國家把這視為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來慶祝，然后沉迷于實現了“歷史的終結”，注定要帶領世界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同時保持由軍事力量維持的經濟主導地位。

這種做法的掌舵人是美國，其外交政策受到軍工復合體經濟利益的嚴重影響。自美國建國以來，其90%以上的時間都處于戰爭狀態。蘇聯解體后不久，美國就開始執著于改變俄羅斯。美國的戰爭業務與國家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將國家作為其主要客戶，將公共資金輸送給國防企業。西方對蘇聯的勝利讓它陶醉于西方領導未來的憧憬。冷戰時期“不惜一切代價的外交”的前提被冷戰后“不惜一切代價的民主”的教條所取代，使得以“人道主義干預”和“保護責任”為幌子的軍事行動合理化，但最終導致了世界許多地區的破壞和混亂。

這一觀點得到了小布什政府內部新保守主義者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現任拜登政府也在效仿。小布什政府時期，新保守主義開始了對中東和阿富汗的軍國主義干預，而現在的新保守主義則肆無忌憚地討論與中國的潛在戰爭，并進行一系列挑釁。這樣的作為忽視了美國過去50年過度擴張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在世界各地延續了暴力和不穩定的惡性循環。對民主美德的過度簡化和對其普遍性的信仰，讓西方忘記了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導致外交規范和原則普遍瓦解，以及新帝國主義思想強化。這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深度削弱了西方在全球舞臺上的信譽。

然而，西方似乎對全球大多數人呼吁和平的聲音充耳不聞。這種強勢的單邊解決地緣政治問題的方式，導致西方政治精英，甚至普通民眾，對不幸的趨勢充耳不聞。西方不再專注于搭建橋梁、尋找和平的共識，而是日益尋求盟友的支持，并譴責或妖魔化敵人。歐洲越來越屈從于美國，放棄外交手段，轉而選擇對抗。美國例外論造就了一些政治家，這種信條正蔓延到歐洲，這是一種真切的危險，扼殺了有關和平與多極世界的討論。

不幸的是，西方和平締造者在公共領域和政治圈的影響力很微弱。相反，咄咄逼人的言論才是其常見形象。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不安全感來自對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恐懼，而不是來自現實主義者尋求塑造一個權力公平分享的世界。

但對于西方領導人來說，現在開始結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敵人，還為時不晚。這就是為什么西方不應該表現得對中國的和平努力“過敏”。其他重要的參與者，如印度、印度尼西亞、阿聯酋、新加坡，也應該為這些新的和平努力貢獻自己的分量和信譽。（作者錢德拉·奈爾，陳欣譯）

責編：張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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